罗蒂小心翼翼地对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这种进展进行历史化。尽管在18世纪，宗教是会产生出对稳定有着最大威胁的社会冲突领域，但今天，所有的社会冲突领域都要回避，从而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统治体系。在罗蒂看来，这“将会成为一个推动意识形态终结’的社会，这个社会将反思性平衡视为讨论社会政策时唯一需要的方法。当这样一个社会进行协商，当其收集需要纳入平衡中的原则和直觉时，它会抛开(discard)那些从关于自我或者理性的哲学论述中得到的内容”(第264页，黑体为引者所加)。社会差异的表达要么被无视，要么被弃置一边，它们都被视为对公共领域无关紧要的事务;因而政治也就成为平衡抽象的社会输入的机械性与实用性的体系，其目的就在于确立秩序与正当性所必需的平衡。正如上一代的持民主立场的政治理论家所提出的，我们应该摆脱上帝观念这个前现代的宗教权威，今天罗蒂提出，我们应该摆脱主体观念这个现代的哲学权威(第264页)。劳动、生产、性别差异、种族差异、性取向、欲望、价值等问题都被弃置一边，因为它们都是个人私事，对政治来说无关紧要。民主要管好自己的双手。在罗蒂看来，这是源于如下的一般立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是道义论的(deontological)，因为它并非奠基于任何关于社会善(socialgood)的先验概念或任何关于人类主体和人类行动的必然的与目的论的结构之上。事实上，他将这种否定视为对对立面的肯定:如果自由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并不必然地推导自一个先验的、理想性的秩序，那么它们就必须被视为绝对偶然性的，不能去参照真实的社会规定的深度和重量。排斥并忽视社会冲突的主体领域，将它们仅仅视为私人领域内的事务，那么剩下的就是洁净的、机械的、自足的政治平衡体系。我们已经看到，罗尔斯的反思性平衡概念能够胜任这个任务，因为从真实存在的多元个体(即原初状态)中抽象出的视角来看，反思性平衡让内嵌在现有社会体制中的正义感与同一体制中可能存在的原则实现了平衡。权利实现自我平衡体制的自主性使得对社会差异的回避或者排斥——这正是罗蒂民主概念的基础——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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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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