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罗蒂对罗尔斯的阐释中我们能够认识到，这种法律形式主义传统中抽象化有被推向极端的趋势，以至于有些类似卢曼的系统论(systematism)。在卢曼看来，我们应该将社会理解为一个自我指涉或者自创生(autopoietic)的系统，这种系统有其“内在的总体性”，因此相对于其外在环境维持了一种封闭性或者自主性：
自创生的诸系统…不仅是自我组织的系统，它们不仅能生产而且还能最终改变自身的结构；它们的自我指涉也可用于其他组成部分的生产……甚至于要素即至少对系统本身来说不可被分解的最后的组成部分(个—体)(in-dividuals)——也是由系统本身所生产出来的。因此被系统作为单位(unit)来使用的任何事物都是由系统自身将其作为单位生产出来的。(《论自我指涉》[Essays on Self-Reference],第3页;也可参考第1-20页，第145页及其后,第228页及其后)
社会就是一个交往系统，这个系统不仅是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的，而且还是自我生产的。剩下的就是解决如下问题：在循环的、自主的世界内无限反射(specularity)的复杂性。事实上系统论是罗尔斯作品中理论趋势的逻辑延伸，其作品的目的就是在道德理论中确立可行性相对于可欲性的优先地位；或者说通过让可行性成为系统语境中唯一可能的事宜，让其优先细微变得无可置疑。这种对体系维持的关注只能将社会构成部分(constituent)视为弱主体。“在这个体系的运作所创造的世界中，每个具体的事物似乎都是偶然的，似乎都可能成为其他事物。”(第147页)在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观念内，系统占据了必然性的位置，让其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成为偶然性的。系统是一个平衡机器，从社会冲突的激烈领域中抽象出去，因而摆脱了所有的社会内容。
第六章 后现代法律与市民社会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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