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主义的德性和共同善概念之间的争论。然而我们应该强调，不应当将社群主义视为反自由主义的思想：社群主义虽然批判自由主义，但并没有拒绝自由主义，而是“完善了”自由主义，正如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完善了唯心主义体系。
①在这里的讨论中，我们主要关注桑德尔、泰勒以及具有突出黑格尔主义色彩的社群主义思想，这并非因为这一脉思想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学者群体中，很难说哪种立场具有代表性)，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学者对罗尔斯及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最具有一贯性，论述得也最为完备。很多人试图通过哲学师承来概括社群主义的特征：由泰勒代表的黑格尔主义学派，由麦金泰尔所代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派，以及由昆廷·斯金纳所代表的公民共和主义学派。这只是出于方便的概括，难免具有误导性，因为边界并没有那么清晰。例如，麦金泰尔本身就是优秀的黑格尔研究者，他在《德性之后》中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当然也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泰勒则是公民共和主义坚定的拥护者(例如见《话不投机：自由主义一社群主义论争》[“Cross-Purposes: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第165页及其后)。我们希望我们对黑格尔主义版本的社群主义——虽然这个版本也不具有代表性——的解读至少可以让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社群主义思想的其他脉络。还有些学者经常被视为社群主义者，但当事人并不一定接受这个标签，如罗贝托·昂格尔(Roberto Unger)、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威廉·苏利文(WilliamSullivan)以及迈克尔·沃尔泽。我们这里找到的有所裨益且具有批判性的评论文献有穆夫(Chantal Mouffe)，《美国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Le libéralisme américain et ses critiques");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筹划的精彩之处在于他将过去25年中在英美学界对政治理论最具影响和实质性贡献的两本书引入了争论：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和查尔斯·泰勒的《黑格尔》(1975)。罗尔斯的著作很明显是桑德尔的研究对象;泰勒在桑德尔作品中的出现即便没有那么频繁，但作为整个论述的坚实的关键基础，也非常重要。事实上阅读桑德尔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被带回到了哲学史之中：从泰勒的视角来理解罗尔斯就像是在重复黑格尔对康德的著名解读。有作者写道：“如果当下自由主义学者被引领去重新发现康德,那么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就应该去再度发明(reinvent)黑格尔”(斯蒂芬·史密斯[Steven Smith]，《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第4 页)。桑德尔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不仅提供了批判的基础，而且有着一系列难以察觉的后果。换言之，桑德尔不仅采用了泰勒的术语去组织自己的论述，而且正如我们将要认识到的，在预设某种黑格尔主义立场的同时，他也造就了一个在接下来出现的论述的二律背反必然要走向某个前定的解决方案的语境：以普世共同体形式出现的黑格尔主义的综合。于是自由主义的弱势主体在作为主体的强有力的国家概念中得到了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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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