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两个面相。桑德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社会的碎片化。美国自由国家的建构，至少就其20世纪所表现出的形式来说，是必不可少地建立在“强烈的民族共同体情感之上的，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为现代工业秩序的不断拓展保驾护航”(《程序共和国与混沌无知的自我》[“The Procedural Republic andtheUnencumberedSelf'],第93页)。作为整体的国民必须拥有一个和谐统一的身份，这样才可以“培养(在形成或构成的意义上的)对共同体来说必不可少的共有的自我一理解”(第93页)。国民共同体或国民身份会将社会的统一体呈现为一个整体，并且通过共同善的意象，个人和群体能够成为部分性的共同体，并且将自己安置于被构成的秩序中。然而自由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已经侵蚀国民身份与统一性的基础，并且让这些基础破碎不堪。“随着社会与政治组织的规模日渐扩张，我们的集体身份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而政治生活形式的发展将用来维持这些形式的共同目的远远地落在了身后。”(第94-95页)社会整体结构的不和谐一致最终成为国民虚弱无力的原因。自由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失去力量的国家，就国内来说，无力形成一个和谐一致的共同体，就国外来说，无力在面对其他国家时实现自己的目标：“现代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虽然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是它本身却好像缺乏力量，无力有效地去控制国内经济，去应对挥之不去的社会问题，或者在世界舞台上贯彻美国的意志”(第92页)。国家为弱势身份和弱势构成所弱化，无法在国内或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强大的行动者。于是，国家回应危机的筹划也就致力于道德上的和谐一致与整齐划一。泰勒和桑德尔在理论层面所注意到的道德体系的危机也在社群主义的社会学作品中产生了回响。“我们所提出的根本问题——这也是我们不断遇到的问题，”罗伯特·贝拉和他的同事们解释说，“是如何维持或者创造出一种在道德上和谐一致的生活”(《心的习惯》[Habits of theHeart],第vii页)。
390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