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国家的悖论
为了考察我们所勾勒出的问题，首先来把握后现代国家的某些悖论或许会有所裨益。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悖论(其他悖论都是来源于此)在于如下事实，即在这种国家形象的理想型中，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需要在市民社会缺失的情况下起到作用。如前所述，尽管市民社会的现实组成要素已经消退，其意象在更高的层面被再度提了出来。为了肯定市民社会意象的观念的显赫地位，后现代国家取消了任何可能构成实实在在的市民社会的社会辩证关系。后现代国家让所有权力关系都成为扁平的，从而也消灭了所有的社会权力，并且让其只能在国家的形式中找到意义。
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见，后现代国家在其结构的所有构成性要素的循环性内，将自己呈现为最为完美的民主的地平线。这些要素得足够弱，这样才能在机构运作的封闭空间内持续得到重构和重新塑形。接下来的推论是，物质构成(由历史性的宪法所预设的一系列的物质与政治条件)与形式宪法(国家的法律与法律结构)之间所有的辩证性对立都消失了。用类比来说，社会中以及国家与社会体(social bodies)之间平衡的契约进程的所有序列都可以认为被耗尽了。后现代政治和法律取消了辩证法，并且将所有的危机形式都从国家一形式的现实运作的地平线中清除了。因此，随着社会辩证法的所有现实甚至是表象(semblance)的消失，政治完全摆脱社会，获得全面的自主性。市民社会只能在政治的形象中存在。尽管有人可能会将这种转变视为忧郁(如利奥塔)或游戏(如鲍德里亚)的经验，但社会域的消失以及政治域的全面统治化(totalization)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视角来看，后现代性代表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愿景的奇怪且令人意外的重复，因为它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了国家的消亡—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市民社会转变成了相安无事的政治形式。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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