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现象的基础到底是怎样的社会转变？我们该如何理解无产阶级的出走和后现代的国家形式？是否存在将阶级构成的转变与国家一形式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单一根源？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后退几步，立足于阶级间的斗争和社会构成的转变，去审视将我们引向当下境况的历史进程。
在我们看来，最近转变的历史应该以1968年的诸多事件为中心。在那一年，工人对工厂劳动的组织以及劳动的社会分工所发起的进攻达到顶点。工人们直到那时他们在工厂和社会中，依然受到泰勒制、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生产方式的严格管制—在国际层面发起了一波又一波不断壮大的斗争，共同撼动了资本主义对社会再生产的兼容性和均衡性。我们可以化用黑格尔的说法:在1968年，活劳动这个凶猛野兽扯碎了所有规训性的制约。因此有必要去驯化它。1968年过去不久，资本(同时还有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具有四个特征：
1.消费的规范开始脱离福特主义的工资计划，回归市场法则。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新型的个人主义登场了—可以选择用于再生产的商品的个人主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生产和交往组织的集体结构所决定，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就是在这种结构中得到发展和承认。
2.调节的模型超越了作为凯恩斯主义计划政策基础的国家边界。它们扩展到国际层面，并且持续受到世界市场的货币政策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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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共产主义的现有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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