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新的机制中，劳动力的构成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工人不再是资本家购买然后投入集体生产过程的个体;他们已然是个具有社会性的生产性共同体。他们的劳动的实体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表现出非物质性和智识性，他们劳动的形式则表现出灵活性和多功能性(polyvalent)。社会完全臣服于资本生产的必然性，但同时社会也越来越被构建为劳动的社会—这种劳动在社会上互相勾连、各自非常复杂、能够自主增殖。
在1968年之后，我们步入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与政治构成的新时期。在生产领域中涌现出了新的形象，最开始还只是一种趋势，但在后来的岁月中，它占据了统领性的位置。新的生产条件和形式，同时还有新的劳动力构成，这一切推动了我们所称的“社会工人”的出现，这个主体的特征是同时从事物质和非物质的劳动活动，这两种活动通过高度发达的劳动协作而在社会和生产的网络中整合在一起。①
在这个社会关系的新时期到来之前，是围绕着“拒绝工作”而展开的工人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漫长阶段。这种拒绝表现为：(1)在个体层面上，拒绝让劳动听命于机器大工业的规训和工资体制；(2)在群众层面上，拒绝泰勒制工厂内的抽象劳动与由福特制社会关系体系所操纵的需求体制之间的关系，(3)在一般层面上，拒绝由凯恩斯主义国家所规定的社会再生产的法则。为了理解我们所步入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必须考察斗争的积极内容，以及在这些斗争内得到决定的“拒绝”的积累。换言之，正如在之前的历史危机中所表现的那样(见第二章)，资本主义再度发现了其发展路线，并且通过其对社会斗争的理解，发现了其对生产方式进行重构的道路。它理解了工人阶级的拒绝，并且试图组织新的生产方式，以充分回应这种拒绝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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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的调节。
3.因为工厂的自动化和社会的计算机化，劳动过程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很快，生产性劳动从核心位置上被置换掉了，在资本主义组织社会的整个历史中它一直处于核心位置。
①关于社会工人概念的详细探讨，见奈格里，《颠覆的政治：21世纪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