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忽视难以否认的消极方面，同时也可以追踪劳动协作的进展—从抽象劳动力的对抗到集体劳动力的具体性，后者尚不具有对抗性，但在主体上已比较活跃。在抽象对抗的领域中，工人阶级在其日常生存中维持了协作的价值，后者是在之前阶段中就经历到的。今天，这种协作性和主体性的活动仿佛还处于潜伏状态，主要在劳动过程中展开。矛盾很尖锐，只有当再结构化的过程有所进展时才会变得更为强大。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活劳动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得到组织，独立于资本家的操控；只有在后来，而且是在形式上，这种协作才会在操控中得到系统化。生产性协作被置于先于且独立于企业职能的位置。其结果就是，资本的角色不是组织劳动力，而是记录并管理劳动力自主性的自我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进步职能已走向终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远远超越了只将吸纳进资本的劳动视为具有生产性的古典经济学(甚至及其批评者)的共识。注意到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如何心力不足地去以不同方式表述后福特主义社会中前所未见的真理——活劳动以独立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组织方式而得到组织会很有意思。即便有流派把握了这种新的规定性，如调节学派，但也很难更进一步，去理解在升级的对抗的理论中工业整合理论的颠倒。在盲目的客观主义中，有些经济学家依然等待某种神奇的力量将“自在的”活劳动转化为“既自在又自为的”工人阶级—就好像这种转变是个神秘事件，而不是一种过程一样。另一方面，是这一过程中的信息(intelli-gence)让理论可以摆脱我们用来解释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再结构化同时展开)开始的危机的持久性的唯一场所:这也是劳动的政治解放过程得以开始的场所。正是在这里—而且仅仅是在这里，所有生产出的价值得到积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形象逐步后退，越来越成为外部性和带有寄生性质的行为，因此最终集体资本家无法介入到危机之中。尽管在之前的时期，劳动抽象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社会协作过程的形成是生产性和政治性的资本主义机器发展的后果，但在今天，协作已经成为发展的独立前提，且先于资本主义机器。在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组织的新时期，主导性的要素是新出现的劳动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要求群众自主性，争取自身独立的集体增殖的能力，即相对于资本的自我价值增殖。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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