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正处于这种重构的过程中。在从泰勒制向后泰勒制，以及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主体性和生产性协作不是被视为劳动过程的后果，而是其前提。为了优化资本的逻辑、流通的逻辑以及促进产品价值的实现，福特主义所确立的生产与消费间的关系被内化(internalized)了。新的批量生产当然要求全面的灵活性，而工人阶级的“自我制作”(self-making)必须被化约为生产与流通的直接要素。然而在此过程中，生产上的效率事实上从属于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和自我激活(self-activation)。“日本模式”的各种变体及其在全世界的命运最终说来，不过是清楚认识到工人主体性具有直接的价值增殖功能。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在泰勒制处于统领地位的整个时期，主体性只能被当成对抗性的疏离(estrangement)。的确，这种在劳动的组织内对主体生产性功能的接受不是没有强制性的前提的。这种生产性的功能只有从资本主义的视角才能识别出来，即从对传统工人主体性在产业上的整合与否定的角度，无论这种主体性采取的是工团主义还是阶级的形式。然而，只有这些—它们带有对过去不可救药的崇拜(以至于过去被视为无限辉煌的)—才能否定由工人阶级主体的转变所带来的确定性的积极的修正。新的工人的形象是历史性失败的后果，是20世纪60和70年代斗争周期的后果，然而在劳动过程和劳动协作中，新的工人形象已经昭示出对集体性主体性的高度强化。
42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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