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今天，我们在历史中所体验到的资本主义辩证法好像崩溃了呢？对此问题的回应主要由在现象学上得到支撑的确证所决定:在这时候，资本将对联合起来的生产性劳动的控制转交给社会工人，它不再能够负责对发展的综合。社会工人生产出了一种从资本主义发展—这种发展被理解为业已完成的辩证运动—的角度来说无法把握的主体性。对以新旧形式出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拒绝开启了新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联合性的活劳动自主地表现自己的生产能力，而自我价值增殖越来越积极地远离管控，直到最后管控得到更新。资本主义管控的组织职能越来越成为寄生性的。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不再需要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发展的各个阶段，资本一直主导着协作的形式。当资本不是真正内在于剥削形式，即当资本没有直接推进协作时，它是剥削形式的一个职能。只有在此基础上，并通过资本对生产的安排调度，劳动可以被定义为生产性劳动。即便在原始积累时期那时资本介入并推进先前存在的劳动联合形式的协作，资本也处于生产过程的中心。这个阶段所推行的协作形式根本上在于切断了传统的劳动主体之间先前构成的纽带。协作，或者说生产者之间的联合，现在在没有资本的组织能力的情况下得到确立；协作和劳动的主体性已经在资本的诡计之外找到了接触点。资本只不过是成为捕捉(价值)的机器，一个幻影，一个偶像。在其周围的，是彻底自主的自我价值增殖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构成了潜在发展的另类基础，而且实实在在地代表了新的创构基础。出走，即这种新的主体性的空间运动和时间上的灵活移动，成为最为根本的反抗形象，这种反抗锐不可当，一往无前，直到自己成为创构力量成为对新社会的构成。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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