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剩下的任务就是重新审视对国家的后现代定义，从而去考察它是如何在根本上奠基于对我们截至目前所描述内容在智识上的承认和在实践上的否认，即奠基于一种有效的神秘化。后现代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组织，这种国家无力再组织劳动，不再能够通过市民社会的机构介入和规训劳动。这是用虚构的国家来取代现实的国家。社会范式的转变决定了这种国家的形象，在这种国家内，权力自我中心化的神秘化替代了群众的自我价值增殖与中央集权化的管控之间缺席的关系，替代了两种主体之间明确的分离。
对现代性内部另类选择的反思
让我们暂且将对当下国家形式——后现代国家以及在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后剩下的国家—的分析放在一边，将注意力转向去理解这种对现代国家范式的实际修正—这可能看起来是全新且不可逆转的事件—如何由漫长的历史演进所铺垫。当下的革新在现代性的最深处得到滋养。革新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对危机的持续调节机制出现了断裂，而现代性正是这种断裂作为自身的根本特征。
430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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