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现在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转向国家一形式批判的范畴，并且批判性地考察后现代国家的结构所出现的变动，那么我们就能清楚地认出已然出现的趋势。新的国家形式或者说，对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实质关系的新的形式构成—在如下领域中以在趋势上具有同质性的方式得到表征：国际法、从社群的角度对市场进行的新的秩序安排、国内的宪法和社会法。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出现的趋势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形式上的特征。
国际法被展示为一种新的秩序。全球支配的统一化进程——这个过程主要通过经济规范的推广(主要是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得以发生，最开始是在第一和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危机之后，已经真正在全球范围展开。俄国和苏联加盟共和国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接受，这意味着问题得到最终解决。对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经济支配现在可以被呈现为全球性的政治支配。一旦对经济规范的应用有效地弱化和规避这种支配，那么被视为形式上平等的主体的权利的国际法就可以完全被推翻。一旦通过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而得到展示，并且伪装在政府和非政府项目(如进步联盟①)的人道主义利益背后，资本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干涉的权利现在就可以被确立为一种法律权力。国际关系所具有的契约结构被带回到法律生产的单一渊源，在这个渊源中，法律支配/命令可以同时对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战争手段的最大化积累进行组织。资本的中央集权化支配与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进程、与斗争与创构力量的独一性表达之间的分离，在这里处于极端状态。国际法的基础和新的世界秩序的逻辑一方面由资本主义安排世界市场的必要性所表征，另一方面由核武器的致命力量(对所有人类来说是致命的)所表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世界得到了一体化。启蒙运动的梦想——哎，结果的异因生成(het-erogenesis of ends)②!—令人激动地实现了。“通过命令而实现的商品生产”的范畴从未得到如此完美的实现。通过在全球的支配，国际秩序再生产了对生产的组织和全球范围的劳动分工。此前这个过程从没有在法律上得到调节，成为警察的工具和行政机构。核能代表了神圣性，对生死的最终裁决，以及主导新的世界秩序的权力。权力与带有社会的辩证法的分离程度从未如此之大。单一治理体系的正当化、代表性以及责任和单一宪法只有联系它们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才能进行定义。法律上的基本规范的置换定义了各个方面的法律秩序安排—无论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的新的空间性，并且通过对如下分离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对其特征进行定义：支配与自我价值增殖，国家与社会，资本与无产阶级。这个事实引发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后果，这些后果在多元性的国际和国内的法律安排中得到定义。处于中心位置的总是对支配与生产性社会分离进程的统治，这是强制性越来越突出的统治。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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