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来说，1929年之后的危机代表着当代国家出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自由宪政国家的物质基础。1929年彻底扫除了对1917年已经摧毁的价值观的残余留恋。1929年华尔街的“黑色星期四”摧毁了资产阶级近一个世纪统治所打造的政治和国家神话。它标志着法治国(rightsState)的历史性终结，这一法治国可以理解为旨在通过资产阶级对“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维护以在形式上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权力机器，这一国家权力机器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资产阶级的社会领导权。1929年危机最终埋葬了国家与市场截然两分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神话，它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经典关系的推翻和“干预型”国家(“interventionist”State)到来的问题。毕竟，1871年之后，国家干预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化都在不断加强。但这之所以是一个崭新的且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是因为它承认了工人阶级的出场，以及该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所代表的不可避免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特征，国家权力必须对此加以协调。人们通常认为(且不仅限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有限视角)，从大危机中涌现出的新国家(new state)的新奇之处可以用国家权力从“自由主义”形式向“极权主义”形式(“totalitarian”form)的转变这样的术语来定义。①这是一种曲解。它错误地将某些区域的做法——直接诉诸法西斯主义和社团主义的解决办法和政权形式——作为区分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历史形式的核心特征，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更为强调的是在发现工人阶级内在对抗性的基础上对国家进行重建。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重建很可能具有极权主义的含意，但它只在下述条件下成为现实，即它意识到国家的各个层面都存在固有的对抗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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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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