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算总账”的日子很快就到来了。同以往一样，资产阶级的政治方案必定是谋求脱身。1926年英国大罢工是“一战”后不断扩张的工人阶级革命进程顶峰的标志，在这一大罢工失败后不久，1917年的幽灵以更新且更具威胁性的形式复归了。因为这一潜在威胁，1929年之后的经济崩溃显得尤为严重。资本主义现在面对的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他们因为承受的压迫能够在社会层面上同气相求，规模巨大，以至于必须承认他们的自主性同时必须承认的还有他们所具有的颠覆性潜能，另外，任何未来发展模式都要将他们视为背后的决定要素和动力。1929年之后的大危机是真相大白的时刻，是对之前资本向工人阶级进行技术进攻的结构的反弹，并且也是这一技术进攻的极限的证明。1917年的教训现在通过这种对整个制度的“滞后反应”而得到了传达。虽然1917年工人阶级的政治方案具有明确且猛烈的毁灭性，并且这一方案只在短期内可控，但是现在它又在整个制度发生危机时出现了，这表明1917年的方案不能被忽视或回避。资产阶级起初回避问题、忽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政治冲击所具有的现实有效性的做法，现在反过来令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深受其害。在资本最为强大的地方，危机的冲击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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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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