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进程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而是说剥削得以运行的框架、维度以及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被迫面对的阶级主角发生了变化。既然阶级对抗性的存在意味着任何摩擦都会引起警觉，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灾难，任何运动都可能对卷入斗争的两个阶级的力量平衡产生剧烈影响，那么政治奇迹似乎就更加不可或缺了。正是工人阶级亲历的革命经验所激发的非同寻常的力量取得了成效，并且确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各个层面都需要进行干预的不均衡。
资本家的科学必须注意到这一事实。对这个事实的认识程度是衡量其把握和理解新情况的标准。追踪这个复杂过程，揭露并且辨析其中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成分，这是工人阶级批判所要面对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我会追踪凯恩斯对—从十月革命到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危机的认识与反思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处理资本所面对的新情况，凯恩斯表现出了最为清醒的意识和最为敏锐的政治直觉。正是凯恩斯的清醒诊断为国际资产阶级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药方。在理解应对1917年工人阶级革命的冲击所出现的资本主义重构，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凯恩斯或许是最具洞察力的理论家。
凯恩斯与1917—1929：
理解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冲击
那么我们如何追踪资产阶级意识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程呢？资产阶级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1929年危机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呢？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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