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和1929年之间的关联呢?
正如我们之前所注意到的，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来认识十月革命：从国际层面看，这是一个反革命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孤立苏联的问题)：从国内层面看，这是压制能将革命经验传播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的强大的工会和政治运动的问题。这些经验表明它们是同质的。在运动采取工人委员会(1918一1926)形式，以及更为直接地采取工会形式的地方，存在着共同参照点：那就是某种形式的阶级先锋队和对生产进行自我管理的要求。①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资产阶级领导层是如何将上述两个方面完全割裂开来的。各种不同的技术手段被用于回应来自这两个层面的革命性挑战。资产阶级并不十分相信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完全的团结。对这两个层面的区分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他们对这一真实状况的不理解—这种不理解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至少是凯恩斯的观点。如果说资产阶级对国际秩序进行重建的关键时刻是“凡尔赛和约”，那么这是一个被错失的时机。凯恩斯提出，在民族国家间几个世纪力量关系传统的最后一幕中，它们完全没有领会到阶级斗争的新维度，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对这一问题两个层面的割裂。不然如何解释“凡尔赛和约”的愚蠢？这个和约不是制订计划，让欧洲免遭劫难，而是表现为对好几个世纪以来大国政治的绝望和复仇心态。革命近在眼前，战胜国的领导人却只确立了一个无法重建欧洲秩序的惩罚性体制。外交上的虚伪甚至让停战协议上的承诺变成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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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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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确实如此。关于一战后美国和欧洲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所采取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同质性，见《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中塞尔焦·博洛尼亚和乔治·拉威克(GeorgeRawick)的文章。尤其应该记住的是，在1914到1920年之间，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会员从两百万升至四百万，会员人数水平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超越。相关数据见欧文·伯恩斯坦(Irving Bernstein)，《萧条年代：美国工人史，1920—1933》(The LeanYears: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1920—1933) 以及德马尔克等(Domeni-co Demarco et al.)主编的《劳工运动与经济萧条》(Mouvements ouvriers etdépression économique)中加伦森(W.Galenson)的文章，第 124-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