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之一。①
作为一种外部性解释，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凯恩斯所起的作用是让这个解释在危机分析框架下起作用—让其变得科学化。在危机的艰苦考验下，这一不断发展的问题最终找到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凯恩斯为解决大萧条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毫无疑问大萧条也对凯恩斯产生了巨大影响。大萧条为凯恩斯提供了挑战、刺激以及实验上的验证。在大萧条开始之际，如果有人向他解释《通论》，他会欣然接受。从之前的历史来看，我们无法得出更多结论。但是在危机结束之前，凯恩斯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也将因此为后世所铭记。(萨缪尔森，《论〈通论》》,第329页)
事实上，危机昭示了他的分析所指认的这些个别因素的辩证性运动。在他看来，哪些因素导致了1929年危机呢？那就是会对净投资产生直接影响的过剩供给的逐步增长，它会降低投资，从而降低计划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价值。换言之，只有当我们理解了20世纪20年代供给基础扩大(这时正处于通过技术革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极大发展以及耐用品生产的相应增加以恢复工业的过程中)并没有伴随相应的供求关系的变化时，我们才能理解1929年危机的独特性。当时的政治统治阶级自命不凡地坚持“审慎财政”理念，这一理念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的粗劣掩饰罢了。他们不认同供给的扩大化需要与相等的需求的扩大化相一致——事实上他们养成了寻求和捍卫确保供给独立性的政治保证的习惯。与资本的日益社会化相并存的是资本一方对政治自主性的错误的诉求。现在，凯恩斯总结道，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缺乏理解付出代价。①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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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有这些对处于经济危机中心地带的美国社会的重要性，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 )在《旧秩序的危机 1919—1933》(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1919—1933)中，以及艾瑙迪(MarioEinaudi)在《罗斯福的革命》(La rivoluzione di Roosevelt，第 51,90页)中都给予了强调。费列尼(PeterG. Filene)也引用了关键数据，见《美国人与苏维埃实验1917—1933》(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1917—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