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从政治到科学的转变：
1929年和资本之内的工人阶级
显然可以认为1917年事件与1929年毫无关系。然而，这种“显然”背后，存在某种我们能够将其指认出来的历史关系结构，即便这一历史关系结构无法完全解释1929年的危机，也能赋予其一个更宽广的总体含义。尽管从一方面来说，1929年的危机是美国经济制度本质的直接产物，但同时它也是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积累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生产的规模化必然使得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在政治和工会层面发挥影响，这一事实使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危机很快在国际层面产生影响的进一步原因在于战争、和平、革命与未遂的反革命引发了贸易关系的不稳定。①甚至资产阶级也接受了下述因果链以理解危机—至少在政治层面上，1917年因其所代表的隐隐出现的某种可能的替代性选择而被视为这一因果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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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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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这一点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分析的其他方面，我借鉴了海因茨·阿恩特(Heinz Wolfgang Arndt)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教训》(The Economic Lessons of the Nineteen-Thirties) 中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