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7页)。如果我们将这一迫在眉睫的危机理解为凯恩斯所注意到并力图对其加以彻底改变的政治事实，那么，情况的确如此。在《通论》中他所提到的停滞理论是为了反对其他人的观点而提出的，这意味着，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还想自救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在昨天早已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今天已经完全无法令人接受了。提到“需求”是为了提到工人阶级，是为了提到找到自己政治身份的群众运动，也是为了提到起义和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凯恩斯是一个头脑清醒且智识过人的保守主义者，他准备好了面对他知道即将到来的战斗。正是因为绝望所滋生的紧张感，政治意志获得了给它自己提出一个完整且系统的意识形态命题的力量。这是凯恩斯主义意识形态出现的必要条件。
正是从《通论》的开篇部分，我们看到了与未来的关系如何成为凯恩斯分析资本内在运动的核心组成部分。预期的观念联结了现在与未来:预期对就业水平有着直接影响，同时对资本的边际效率水平也有着直接影响(见《通论》[TheGeneralTheory]，第46-51,135-146页)。到这里为止，凯恩斯都是同意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的。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这类必须建立在企业家有信心生产价值这一基础上的预期已经被完全不可控的风险打破了平衡——并且发生在这一时刻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难以与普遍的不确定性相并存。危机摧毁了对于未来的信心和确定性，摧毁了结果和后果必须要与预期相符这一资本的根本性惯例。因此，凯恩斯的当务之急就是消除对于未来的恐惧。未来必须像当下一样固定不变。惯例必须得到保证(见第147-164页)。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的第一个精确定义。这不再是政治便利性的问题，而是技术必然性的问题;这不再仅仅是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化的问题，而是要为发展的形式和节奏确立实质参照点的问题。①投资风险必须被排除，或者将其降至惯例水平，并且国家必须为确保经济的这一基本惯例而发挥作用。国家必须要保护当下以避免未来的风险。如果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当下规划未来，根据当下的预期计划未来，那么国家必须扩展它的干预范围以承担计划者的角色，从而经济也就被纳入到了法律中。②在这一干预中，国家会根据一系列的标准行动；它会决定这些标准是什么。它不能确保未来事件的确定性，但是它可以保证惯例的确定性。它试图寻求映射到未来的当下的确定性。这是第一步，是为了将资本的生产性和政治性统治阶级统合在一起所采取的第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依然是间接的，但却是极端必要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不再取决于企业家精神，而是取决于摆脱对未来的恐惧。就定义而言，国家的法律基础就建基或毁灭于此。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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