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凯恩斯的资本主义重建规划也必须考虑工人阶级的斗争。他的分析因为直面这一事实而变得更为深入。第二个被纳入对干预主义定义中的元素是:国家被视为生产性资本独一无二的集体性代表。①这一独特的政治上的必要性让凯恩斯得出了上述结论。其实早在关于预期的分析中，凯恩斯已经指认出了一些有可能导致制度崩溃的结构性因素(同时还有像投机这样的病理性因素），如竞争模式，预期的预测误差等。仅仅只是通过法治消除病理性因素是不够的;病理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都需要从实际上加以消除。不管怎样，不能让它们损害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安全。“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仅仅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现在有些怀疑。我希望看到的是……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①(《通论》，第164页)需要更加巩固、扎实、全面地保证未来。国家干预的法律形式和其他的间接形式都还远远不够。国家仅仅确保联系当下与未来的基本经济惯例也完全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国家本身必须成为一种经济结构，并且凭借成为一种经济结构而变成生产性主体。国家必须成为为所有经济活动负责的中心。这是前进了一大步！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②(《资本论》第2卷，第57页)。更何况国家了！在确保联系当下与未来的惯例时，国家仍然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一种结构。不过，当它自己直接作为生产性资本的时候，国家同时要努力克服市场经济以及国家与单个资本家之间的间接关系所带来的结构性摩擦。因此，它成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形式：社会资本的国家。③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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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雷德威正确地注意到，投资如何在国家内化进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必然发生。极端的情况是，国家的功能直接就是生产性的，参阅他的文章《凯恩斯的分析和被管理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