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所有这些想要驱除恐惧的科学努力的尽头，对未来的恐惧仍然存在，这是对灾难以及“灾难的政党”的恐惧。对凯恩斯来说，恐惧源自如下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重构资本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承认，力量平衡得以巩固的趋势有利于工人阶级。在阶级关系处于动态的情况下，想要创造新均衡的任何尝试都注定是不可靠的，将运动稳定在某一固定点变得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将信念寄托在权力上，并将权力视为一种独立而特殊的现实。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解读凯恩斯将一般利息拔高到绝对地位的做法？同样地，或许我们也应该这样解读他从其有效需求的理论纲领中所获得的解放？在凯恩斯思想里有双重运动，一方面，对于将国家结构认同为社会经济过程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倾向于承认国家的一般利益与社会运动的特殊性相独立并有所区别。或许我们能从这种思想的双重运动里看到一种矛盾，而这一矛盾是制度的新生命所必然具有的？肯定无疑的是，这种不安全感不会减弱。采用制度术语对这一不安全感的唯一充分的翻译，或许便是现代国家的极端暴力特征——国家，再度意味着恐惧，对镇压的需要以及暴力。或许这就是凯恩斯的乌托邦主义和神秘化得以消解的方式。与“灾难的政党”算账成为日常事件。资本的共产主义可以在其运动中吸纳所有的价值，并能最为充分地代表发展的一般社会目标，但它永远不可能剥夺工人阶级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就是工人阶级对剥削的仇恨，且在任何既定的均衡水平都不能加以阻遏—因为工人阶级也是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方案。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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