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和自由流动的形象也与社会不平等急剧扩大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为了鼓励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促进私人承担风险并吸引投资者，当局正在减少对资本和高收入者征税，对逃税行为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并收紧知识产权。这种政策必然有利于富人，削弱公共财政。加州也是这方面的先驱，它发起了一场强势的运动来取消社会政策的合法性。对于这个地区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的天赐良机。①里根上台后，大量军事合同纷至沓来。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助长了疯狂的房地产投机。这种肆无忌惮的繁荣助长了右派的野蛮反击，右派的首要目标是公共干预，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在这一领域却准备不足。对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根深蒂固的敌意和对地方试点的偏好，给主张大规模减税的人带来了意识形态上的难题。早在1978年，他们就赢得了一项全民公投提案—“第13号提案”(Proposition13)，该提案对加州宪法提出了修正案，大幅限制财产税水平。这场战役只是一系列改革的前奏，这些改革极大地减少了州政府的税收资源，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了一场预算危机，导致除监狱以外所有领域的公共服务急剧减少。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Josh LERNER,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Why Public Efforts to Boost Entrepreneurship and Venture Capital Have Failed—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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