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强烈地感受到了美国新经济的繁荣。随着单一市场的建成和单一货币的发行，精英们意识到，专门从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产业活动的欧洲经济正在远离技术前沿，美国则在拉近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在大多数国家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领导下，“里斯本议程”获得通过。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方面结合了市场自由化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以及正统的预算政策，另一方面又明确表达了支持研究、教育和培训的愿望。然而，前者很快占据了上风，创新政策从属于新自由主义框架。对于参与讨论的进步经济学家来说，无疑被泼了一盆冷水。由于没有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政治博弈使大公司自然偏爱劳动力的灵活性，偏爱国家不干预它们的投资政策。①埃利·科恩（ElieCohen）认为，正是这种转变解释了欧洲相对的技术滞后：
2000年代，欧洲大力推行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计划，导致欧洲国家的冠军企业（阿尔卡特、西门子、诺基亚、飞利浦、意法半导体、英国电信、德国电信、意大利电信等）被削弱。与此同时，中国从零开始建立了强大的电信、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业。韩国通过政府对网络的大力投资和工业参与者的持续努力，成为全球移动多媒体领域的领导者之一。美国则不断重塑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在互联网（谷歌和脸书）、信息技术服务（IBM）、个人电脑（苹果）和软件（微软、甲骨文）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①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监管主义者本杰明·科里亚特（Benjamin Coriat）和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家之一吕克·索特（Luc Soete)。关于批判性的陈述，参见：Bruno AMABLE，Structur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Modern Capitalism. French Capitalism in Transition, Fir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Oxford, 2017, p. 1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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