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也是其他评论家的出发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其体现了一种新社会类型的信号。但是，席勒却并不这样认为。虽然出现了许多额外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资本主义所占有的优势和所面临的压力却依然如故。所以，“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被超越的观念相反，一如既往，长期以来在市场经济中盛行的规则依然在技术和信息领域发生的变革具有决定性作用”(Schiller，1981，p. xii)。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对上述问题的强调相当关键。不错，很多变化发生了，有许多变化甚至令人感到恐惧，但是，资本主义及其追求的目标依然持续如故。例如道格拉斯·凯纳(Douglas Kell-ner，1989b)承认的“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一些根本的、引人注目的变化已经发生”(p. 171)。他喜欢用“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个时期，因为在该时段“新技术、电子工业和计算机化开始取代机器和机械化，而信息和知识开始在生产过程中，以及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组织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p.180)。但是，这些新的发展并没有使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过时，也没有取代既有资本主义的优先目标。实际上，凯纳继续论述这个制度基本上保持得完整无缺，同样地，早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使用的术语(如“阶级”、“资本”、“商品化”和“利润”)依然发挥功用(Kellner，1999)。实际上，有人认为它们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在当今时代，信息与传播发展被如此频繁地解释为其体现了与先前社会的断裂。有些学者主要关注“后现代”、“后工业”或者“后福特主义”社会的形成，凯纳辩驳了这些学者的主张，他发现那些长期被我们所持有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尤其有助于成为“所有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种替代”(p.177)。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注了信息领域的资本主义规则的重要性，对这些关注进行整合的要素是权力、控制和利益所扮演的角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赫伯特·席勒坚持不懈、矢志不渝，认为“关于新信息技术的特征和前景的中心问题是我们熟悉的标准：新信息技术将在谁的控制下为了谁的利益得以实现？”（Schiller，1973，p.175)，这依然是那些与席勒列于同一战壕的学者们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他们各陈己见，突出论题。这些议题会常促使我们回到现存的环境中去解释新现象。再如后文所示，由此议题去强调新技术所支持的社会关系的连续性。例如，典型的席勒式问题就在于谁发起、发展和应用具有创新性的新信息技术？特定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和应用它们？这些变化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和为了谁的利益而获得了提倡？信息领域的膨胀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膨胀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表面上看来，这些问题并非是特别让人感到不安的问题，但当我们将其与批判理论的其他要素联系起来，我们会更欣赏它们的力量。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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