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iller, 1990b, p. 3)
大卫·迪克森(David Dickson，1984)在他对二战以来的科学和技术(核心知识领域)的历史分析中扩展了席勒的论断。在此，他认为企业和军方两个要素是革新的决定性因素。在赫伯特·席勒那里，这两个要素简化成了一个要素，因为他坚信军方的责任是保护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市场精神。所以，他写道：
军方对于通讯、计算机以及卫星的关注……并不是对先进技术的一般兴趣。美国陆海空三军的使命是服务于和保护一种经济组织的世界体系，该世界体系是由资本强有力的隐秘入侵所主导的，并有利于这种入侵。
(Schiller, 1984b, p. 382)
或许军方对信息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既然这都是为了巩固一个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帝国，那么形塑信息领域的最基本的力量便是军方亦为之效劳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精髓—市场律令了。如此，我们更加领悟席勒对“信息社会”的总体判断。“信息社会”并非十全十美的利好发展，而是体现了资本对商业伦理的效忠。所以，
实际上，所谓的“信息社会”是指所有类型的关于个体与国家、社会与商业、经济与军事的海量数据生产、处理和传播。这些数据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一些巨无霸公司、全国性的政府机构以及发达工业国家的军事组织的某些特定需求而生产。
(Schiller, 1981, p.25)
通过指出美国科学政策的三个主要阶段，迪克森(Dickson)扩展了上述主题。第一个阶段是战后的几年，此时，军事需要和原子能研究在科研活动中被置于优先地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一个清晰的转变，社会标准扮演了一个更中心的角色，对健康和环境问题的关注对科学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正在继续—开始于70年代晚期，其科学政策体现了对满足经济和军事需要的重视。到80年代初期，科学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无疑是“科学要对美国工业的竞争力和军事技术做出贡献”(Dickson，1984，p.17)。这使科学日益被看成是“一种经济性商品”(1984，p.33)，董事会的会议室中所使用的修辞和企业规划也侵入了科学活动的核心。迪克森证实，如今，革新听命于唯利润律令。所以，“知识资本”被频繁引用，该词意味着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被当作投资对象，资本期望从他们身上获得相应的回报。从这个角度说，甚至那些在学术界中任职的科学家也被视为“企业家”，他们被鼓励去与商业人士紧密合作，去创造有商业前景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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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