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森坚称此种强调仅以市场利润唯命是从的目标令科学和技术知识偏离了如公共健康、地方社区服务、改善工作质量，或者保护环境等公共关怀。这一流风所及，自然导致那些一度致力于或至少部分致力于服务于更广阔的社区需求，并且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大学和机构日益改变了它们的方向，转向致力于以提高产业的商业竞争力为目标的研究，因此，他们就断定市场是技术变革的最佳裁决者(cf. 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
那些为了使曾经公有的设备私有化，以及对一度由国家控制的组织解除管制的政治规划都对信息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拥护者们鼓吹这些政治规划是市场实践的应用，是促进效率和效力的最有效的方式(私有制对于资源的个人利益的承诺，消费者的回应来自于此，当然也来自于顾客的首要地位)，也是把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服务改良)引入一个垄断性领域的手段。欧洲、美国以及远东地区虽然在地区环境和历史上具备多样性，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这些地区都采用了如下策略：使信息领域对市场标准作出反应，并且依赖于市场标准(Nguyen，1985)，市场派的鼓吹者所仰赖的基础就是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这对孪生元素。文森特·莫斯可认为这“体现了政策让位于市场”，就其强调了市场的优先权而言，一语中的，虽然把市场置于优先地位并不意味着对政策的拒绝。相反，私有化和解除管制都是自觉的、被积极寻求的政策，以确保信息传播技术(ICTs)和信息可以以一种特定且权宜之计的方式发展。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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