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认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社会和公共空间的逐步蚕食”(Schiller，1989b)，致使信息的生产和运用遭受重创。在他看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静战，一方企图利用国家的信息资源以获得私人利益；另一方则试图尽最大可能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在这场战争中，“后者已节节败退”(Schiller，1985c，p.708)。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公共津贴逐渐被一些为了市场而去发展信息的私人利益所取代(或者是完全被其取代)，或者，有些机构所获得的公共资金无形当中被大幅削减，以至于这些机构被迫寻找私人资金以求生存。这对于什么样的信息会被创造出来，以及人们会以何种方式获得信息会产生重大影响。由此至少导致信息涨价，同时，信息供应商会致力于打造要么能够吸引大众眼球(达到足够能引诱公众去支付入场费的程度)，要么能够吸引赞助商(一般来说来自于公司)的展览和节目。它们期望人们相信，这不会影响到人们对信息的获取，也不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信息被优先生产出来。如果人们需要向博物馆和美术馆支付入场费，这就造成有一部分公众被阻止进入。而反过来，这些机构本身会努力使它们的展品去迎合那些能够支付入场费的人们的口味。当然，有人会争论说这并不是坏事，仅仅是各得其所，参观者能够更好地欣赏他们花钱来参观的东西，而展品能够对公众做出回应。但不可否定的事实是：信息的获取和供应遵照特定的需求。此外，虽然市场实践也可以促进想象力和革新，但对于吸引人的咖啡馆、博物馆的商店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展品的强调，几乎不能改进或者提升人们可得到的信息品质。在那些赞助商进入的地方——他们越来越多地进入大学、图书馆、剧院和电视台，结果显而易见，再清楚不过的是赞助商的介入并非致力于慈善目的，而是为了推进他们自己的议程和利益。所以，他们不可能去支持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引人深思的作品或活动。例如，在艺术领域，阿加莎·克里斯蒂不乏资助，达里奥·福(DarioFo)却门庭冷落、囊中羞涩；在教育领域，商业管理备受青睐，种族关系却无人问津。
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1990)认可席勒的解释，他指出因考虑到大部分大众媒体都掌握在一些大公司手中，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潮流所带来的影响雪上加霜。他认为一些“公共的文化机构”如英国广播公司和免费图书馆拥有一种“对抗性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平衡商业小报和被收视率所支配的商业电视的负面作用。无疑，“在它们的最佳状态下”，这些机构“体现了一种真正致力于多样化和公开争论的使命感，至少，它们弥补了商业化组织供应的一些重要缺失”(Murdock，1990，pp.6—7)。笔者会在第七章详细讨论该议题。但在此，只要阐明如下观点就足够了：“文化性机构”的组织和资金方面利于市场的变化，却对发展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如何获得这些信息有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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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