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把生活方式看成或者是私人化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社区导向的生活方式，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可能是个错误。那些静居于家中的人们并不必然孤芳自赏，两耳不闻窗外事(Bellah et al.，1985)。实际上，正如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1990)所主张的，“对于家庭重要性的强调，并不必然导致疏阔于集体生活，人们在这两个生活领域中都充分参与，仍然是可能的”(p.283)。
最后，退一步说，认为生活消费品只有在人们的“虚假需求”被诱发出来时才能卖出去的观点问题重重，此论以为影像优先于广告商们致力推广的产品。但是，人们并不是因为广告，而是因为巧克力饼干的味道诱人而前往购买。与此相类似，大量的新信息技术比之原来的信息技术，实际功能更显优良，对于家用电器市场，只要想想光盘播放机、绚丽方便的iPod、最新的音响系统以及纯平电视，这些信息技术产品如今拥有更好的品质，比以往的任何产品都要可靠，怎不招人青睐？而且，可以确信，如今人们购买生活消费品(从香水到娱乐)，并不是因为他们轻信了广告商们的宣传，而是因为他们从产品本身的享用中获得了真正的愉悦和日益增强的自尊。
结论
对批判理论的确存在上述异议，但以此论其是非，并不客观，批判理论依然拥有珍贵的价值，而且其价值不是本章的篇幅就可以囊括的。就笔者个人而言，批判理论的几个着重点对于充分理解信息的意义不可或缺。赫伯特·席勒的著作举足轻重，理论起点以鲜活的世界为端倪，而不是空中楼阁般设想“技术的可能性”或分析“想象中的未来”，尤其有益于我们理解信息和与之相关的技术角色和其重要的面向。
席勒可能偶尔也会夸张着墨(cf. Tunstall，2006)，但是他对市场标准以及企业资本主义的关注不能不使我们确信它们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且，他敏锐地观察到“信息时代”的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本土还是全球，社会不平等因素都绝对主导什么类型的信息一—会在什么环境下，为了什么人的利益而生产。最后，无论我们如何试图修饰或是赋予其特定条件，“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相当有助于警示我们意识到—信息领域在多大程度上不遗余力地向看起来进一步退隐至私人生活方式的人们出售商品。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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