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上述两个特征体现为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控制的扩张和增强，但从18和19世纪早期开始，也存在着一些为了利用政府支持公共领域而战斗的力量，此类力量澎湃汹涌，冲击了资本主义经济大潮席卷世界的狂浪，公共领域不至于在此风浪中覆没。在此，人们想到了曾经为公共服务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建立和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群体。哈贝马斯以为从公共领域呱呱坠地伊始，“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就提供了空间，足以让人们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游走，也就是在政体与经济之间立足。在此，笔者尤其要着墨学者、律师、医生和一些文职人员。有观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加强了其对社会和国家本身的控制，上述(和其他)职业中相当数量的人们会鼓动国家支持以确保公共领域不被资本支配的力量过分地毁坏，他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哈贝马斯(1962)尤其考虑了广播业的情况而有此言论，他认为公共广播企业的建立“如果不如此规划，面对资本主义的侵蚀，则难以捍卫它们所担当的公共功能”(p.188)。不过，有观点认为在此存在资本主义利益取代一切的趋势，因此，需要国家的干预以确保那些可向公众开放的信息基础设施持续递增。此论解释了一些重要机构特别是公共图书馆、政府统计服务、博物馆和美术馆，甚至包括高等教育的特征。实际上，至少在信息领域，公共服务精神应体现为为最广大的公众提供无私、无偏见的信息，不管人们是否有支付能力，其与对公共领域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的倾向紧密一致。因此，公共服务精神与如今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应该经得起检验。
通过阅读尤尔根·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历史陈述，我们不得不信服这一论述—公共领域的未来，岌岌可危；甚至在其全盛时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都不能尽善尽美于德国哲学家“非扭曲传播”(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的理想境界。他对公共领域近期发展的描述更令人沮丧，就其诠释的论调，他已置身最悲观的法兰克福理论家之列。哈贝马斯过往的老师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观点尤为鲜明——资本主义胜利了；个人的自主权从根本上被剥夺殆尽，批判思考的能力极度萎缩，在一个跨国媒介巨头和广告文化盛行的时代，公共领域已荡然无存。就信息而言，传播企业唯市场马首是瞻，其传播产品竭力追逐最大化的广告收人，全力支持资本主义企业为目标，导致传播内容主要唯娱乐为尚，冒险情节、琐事、耸人听闻的报道或文字、个人私生活以及对当代生活方式的赞颂充斥于媒介。所有这些都是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appropriately hyped)，的确引人入胜且有卖点，但信息品质却无人问津。娱乐信息作用如何？不过是(或者正是)陶冶受众屈从于“永恒的消费训练，为之辗转反侧、欲罢不能”（Habermas，1962，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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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