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并不认为该趋势暗示历史的倒退，尤其是在20世纪，公共关系和游说文化的蔓延实际上验证了公共领域在当代的重要性，公共领域已经是一个被公开承认的领域，至少政治辩论必须在此领域进行，才能获得合法性。当今的问题是公共关系加入公共辩论，掩饰了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用诸如“公共福利”和“国家利益”之类的诉求掩盖图谋的利益)，从而使得现有的辩论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的“冒牌版本”(faked version，Habermas，1962，p. 195)。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采用了“再封建化”的术语，以展示公共事务如何为权力“作秀”(与中世纪的法庭模式类似)，而不再是不同的政策和观点发生论争的场域。
其次，与“再封建化”相关的表现来自于大众传播系统内发生的变化。我们不能忘记传播系统的该变化对于公共领域的有效运行举重若轻，因为媒体可以对公共事务执行舆论监督，并由此带来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广泛了解。但是在20世纪，随着大众媒体发展成为垄断的资本主义组织，它们作为传播公共领域信息的可靠传播者的重要核心的贡献江河日下。当媒体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利益的左膀右臂时，其功能今非昔比，从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转变为公共舆论塑造者的角色。
该转变存在着许多维度，第六章的讨论已涉猎了几个维度。但此转型的最终结果是随着新闻界承担了广告的功能，甚至在报道中日益表达出宣传性立场时，公共领域开始有些衰落了。基于同样的原因，伴随日益增强的商业化趋势和企业扩张，“文学”领域堕落到推销“流行佳作”和“畅销”娱乐的境界，主要目的是鼓励“文化消费”而不是为了促进批判性辩论。如今在出版业，或者更重要的是，在电视业和报业，无论是对“明星”的献媚，或者党派性的和有偏见的新闻报道，还是追逐最大量受众的广告商指令的内容，其主要意旨都是为“封建的”目的效劳，讴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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