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广播电视的历史可见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每况愈下，其公共领域角色日渐式微。虽然，未来的广播电视节目会纷纷跟风效仿美国电视那种“文化荒漠”(cultural wasteland)，但或许通过一些新的传输形式，甚至是实行订阅制，也许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的节目。鼓吹商业化的变革者们津津乐道于如《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绝望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和《六英尺下》(Six Feet Un-der)等富有革新性的节目，以此强词夺理，执意认为商业化运营可以传输高质量的节目内容。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肯定有附带条件，商业利益驱动的电视节目难免流于低俗浅薄、婆婆妈妈，那几个革新性的节目不过是特例。但是，事实上，广播电视产业可能会有小众市场，打造竭力逃避现实的冒险系列剧以及体育和电影节目为那些极少数的受众服务，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类体育和电影节目并不能有效地告知受众知识(Schudson，1991)；或者广播电视服务就局限在有支付能力的群体之中，无论是效劳于小众市场，还是服务于有钱支付的受众，这两种运营都有损公共领域的原则——无论人们收入多寡，信息服务应该一视同仁。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既然媒体要仰赖政府的财政资助，那么必然得听命于政府的发号施令，如此一来，公共财政资助的机构很容易被看作是政府的工具。正是该假设促使批评家们对公共领域理论持怀疑态度。对于许多人，尤其是那些高度警惕广播电视遭遇政治干预的批评人士来说，广播电视既能够分享政府的资助，但同时却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这等黄粱美梦简直匪夷所思。因此，反对政府资助媒体的人士于是很容易地转向支持私人资助的媒体，他们为此争辩—在当今时代，政府理应接受敏锐警觉的媒体的舆论监督，只有独立的新闻机构(不受制于政府的管制)才能够有此担当。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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