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并没有(至少是没有直接地)对“信息社会”进行深入讨论，他没有考虑过要讨论这个概念，主因是他怀疑信息社会的命题。他认为当今我们生活在“激进化现代性”(radicalised modernity)的时代，其以现代性本身长期拥有的属性的加速发展为标志。实际上，他断言“虽然往往以为我们只是在现在……才步入了信息时代，但现代社会一开始就是‘信息社会’”(Giddens，1987，p.27)。所以，吉登斯的理论意在说明信息增强了的重要性是如此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虽然信息在现在具有尤为特殊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足以成为一种制度突变(system break)(丹尼尔·贝尔构想的“后工业主义”之类)的标志。换言之，在吉登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解释现代各种社会关系的信息化路径，虽然他并不认为我们正在步入一种新的“信息社会”。
理论遗产
吉登斯深受一些经典的社会理论家们的熏陶，最显著的是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形同上述三位卓越的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目标也是去理解从17世纪中期以来发生的一些变化，我们称此变化为“现代性”(modernity)的出现。社会学的起源和目的就是为了解释以工厂生产的发展、官僚化、城市化、科学精神的发展以及考察自然的新方式为标志的“传统社会”的断裂(break)，我们称这种一整套的制度和态度上的变化为“现代性”。
但吉登斯并没有重蹈“现代性”创立之父们的老路，他发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解释(“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涂尔干式和韦伯式的万能钥匙(“工业主义”和“理性化”)不足以充分说明社会变迁。原因并非前人理论不适用，或者甚至过分简单化。我们需要承认是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现代世界的形成，而伟大的传统没有被充分地阐述或者忽视了这些因素。吉登斯强调了被经典思想家们轻描淡写了的现代性中两种互相联系的特征，即被强化的监控(heightened surveillance)和暴力、战争以及民族国家(the nation state)。
第八章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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