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吉登斯对前辈理论家们的观点也有所吸收，从而展开他的理论批评。所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就深刻影响了他对监控发展的关注。同样，他也间或受到马克斯·韦伯的熏陶，在后者的著作中，监控也是一个明显的主题(O'Neill，1986)。此外，吉登斯(1985)确信“战争……对变化的整个模式造成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如果不系统地论述战争，就想寻求模式的诠释，简直荒唐可笑”(p.244)，我们不禁回想起19世纪的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对“军国主义社会”(militaristic societies)的讨论，以及一些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neo-Machiavellians)如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讨论的主题，他们关注权力、高压政治(coercion)和武力(force)。
不过，吉登斯洞察到—就现代世界诞生的所有解释之中，“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这主要相互竞争的解释令其他解释黯然失色此一论点颇有根据。吉登斯把福柯和斯宾塞的论点与一些主要的经典理论遗产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赋予他的批评原创性奕奕生辉，正因吉登斯不遗余力地试图澄清现代性等多种社会变迁的议题，他才探索出了别有情致的视角去研究信息的起源、意义和发展。
组织、观察和控制
我们在讨论的开始需要先行一种观点，说来简单，但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即我们生活的世界，比之过往，组织化(organised)已空前绝后，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史无前例地被计划和安排。
我们不能够轻率地认为被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活必然暗示个人自由的式微。毫无疑问，过去时代的人类也深受环境的限制—饥饿、大自然的不确定性、妇女被强迫多次怀孕、来自统治者们的直接压迫以及日常生存的压力与束缚。与这些沉重的钳制相比，大部分现代社会的压迫简直不值得赘言，显得很微不足道。所以，强调现代生活的组织性特征并不是要让人想象某种卢梭式的(Rousseau-esque)“面对锁链的世界”(world before chains)。
信息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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