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机器并非仅仅针对外部敌人，鉴于民族国家很容易遭受到来自内部的攻击(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发电站都被第五纵队队员们所占领)，那么国家被毁灭，易如反掌，因此，总是跃跃欲试于找出民族国家的“颠覆分子”(Campbell and Connor，1986，p. 274)。在英国，一些偶然被泄露出来的信息显示若干群体遭遇国家监控，如工团主义者、工党国会议员、核裁军运动积极分子、教育学者、媒体从业人员、环保主义者、动物权利积极分子以及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候选人等等(Leigh,1980; Massiter,1985; Hollingsworth and Norton-Tay-lor，1988)。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与警察部队的一个特殊部门合作，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国家的信息搜集网络。安全部门同样可以进入一些数据库，包括全国警察计算机数据库（PoliceNationalComputer)、国内税收记录(Inland Revenue records)、英国电信档案(British Telecom files)以及卫生部所掌握的数据。
恐怖主义分子对民主国家的侵犯，从2001年9月在纽约和华盛顿发动的攻击，随后到巴厘岛和马德里，再到2005年7月在伦敦发动的攻击，加速了此类搜索“内部敌人”的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Baland Webster，2003)。如此种种因素促使了英国引进身份证的合理动机，国家部门采用包含生物统计数据的最新的计算机技术来识别身份证，如果有必要操作，那么，个体难以逃脱技术天网的检测与跟踪。
总之，我们目睹到推动监控系统发展的强悍力量，其源自于民族国家必须担负起守卫边境的责任。在一个被国家边界划分的世界里，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建立有效防卫机器的内在压力。而且，因为国家常常处于至少存在着潜在冲突的境况中，“有效的”意义会一直发生改变。但始终保持不变的冲动—去收集和适应最可能多的关于国内国外的实际的和假想的敌人信息，以及遵照信息运筹帷幄。上述理由促使大卫·里昂(David Lyon,2001)认为精细的过滤审查一网打尽—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对现存秩序所造成的威胁，这都是作为监控主要形式的绝对怀疑(categorical suspicion)的弥漫及其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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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