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体制
信息战的发展，以及在信息战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感知操纵”，带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其产生了更先进的宣传技巧。但另一方面，因为媒体和各种传播手段增加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信息不能够容易地被引导着一直向一个有利的方向发展，结果极其难尽人意。职业伦理再加上一种对信息来源的极度怀疑的倾向，导致媒体对任何针对战争的权威描述持怀疑态度。这并不是说记者们是道德中立的，也不是否认他们可能为了一种更真实的报道而对信息进行过滤。但是，我们需要觉察到，如今那些被直接牵涉进战争的人对战争进行的报道并不可信任。国内的异议将会得到报道，很可能参战国一方的记者置身遭受炮火攻击的战场(毋庸惊讶，他们会亲身经历战事)，那些令人不安的战争进程的推测将会受到广泛的关注。
而且，信息的不稳定流动先于完全彻底的冲突，其重中之重的角色可以直接促成冲突的产生。我们似乎觉察到却难以测量与日俱增的对“人权”以及它在全世界的滥用的敏感和关注(Robertson，1999)。如此说法勾连着多重因素—新闻报道的传播、电视纪录片、现代旅行；以及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红十字会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MedecinsSans Frontiers)等组织关联。当然，上述机构并不是为了单一的目的而行动，它们也不会发布单一类型的信息，但是它们的确引发了人类应享有普遍的权利(universal rights)的理念，应该成为约翰·厄尔里(John Urry,2000)所谓的“地球公民”(global citizens)动议。人类应获得的权利包括：摆脱迫害和折磨的权利、宗教宽容的权利、自我抉择的权利、民主的权利等等。无疑，有人会批评如此“人权”诉求显得定义模糊、缺乏一致性和欠缺成熟事实。的确如此，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削弱人们的诉求，因为不管是帮助饥饿的孩子，还是解救灾难的受害者，甚至是解放受到军事侵略者压迫的人们，都是各类组织急切呼吁的“当务之急”。
第八章 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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