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让·鲍德里亚的出发点：如今的生活展布于永不停息的符号流动中，包罗万象的符号囊括了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与新闻有关的符号)、人们期望展现出的身份(关于自我的符号)、个人地位(关于地位和尊重的符号)、某些建筑是为了什么目的(建筑学的符号)、审美偏好(墙壁上、餐桌上和餐具柜上的符号)等等。正如约翰·菲斯克(JohnFiske，1991)(赞同鲍德里亚的评论者)所观察到的，我们的社会充斥各类，这体现了“我们的时代与以前的时代之间……的截然有别。在一个小时的电视收视中，一个人可能能够体验到比一个生活在非工业社会的人一生能够体验到的还要多的影像”(p.58)。
但是，借用居伊·德波(GuyDebord)，1977)以“景观社会”(the“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对一代之前特别显著特征的描述，20 世纪60年代法国的情境主义者们(situationists)对此话题津津乐道(Hussey，2001)，毕竟获得了其他思想家们的注意，他们反对后现代标识以及任何认为符号的饱和(sign saturation)宣告了一种系统性变化的观念。鲍德里亚和其他持有同样观点的思想家们远远不局限于仅仅言说现在流行如此海量的符号传播。实际上，他们认为后现代文化还存在其他一些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后现代与过去决裂。
当我们回想起一个现代主义者会怎样解释“符号超市”时，甚有助益于我们的深入理解。我们在前面一些章节讨论的思想家们，比如赫伯特·席勒和尤金·哈贝马斯都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表意(signi-fication)的爆炸性增长，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这些表意被熟练使用，它能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生存处境。这些研究路径认为符号存在着许多不足，如果可以纠正符号的缺失，那么矫枉过正的符号便会有助于促进一个更加公共的社会(a more communal society)和更民主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从现代主义解释中，显而易见的是批评家们认为他们能够识别在符号中存在的扭曲，也就是说，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如果改进符号的局限性，那么拓展符号至更加真实和开放的情境，尚有可能性。例如，这些学者们经常哀叹电视上放映了许多肥皂剧，他们的理由是这些肥皂剧是逃避现实的、琐碎的，并且是对日常生活方式的非常不真实的描述。如此批判言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观点—可以制作更加真实的叙事性节目在电视上放映。同样地，例如，现代主义学者们不懈地试图去识别新闻媒体歪曲真实的事件和问题的方式，言下之意为——真实的新闻报道可以实现。有关时尚的现代主义论题如出一辙，在风格和式样的选择上，年轻人被一些不合适的模范角色和商业贿赂(commercial venality)所误导了——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未阐明的信念，即可以追寻到更加地道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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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