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悲观言论相左，瓦蒂莫认为媒体的扩散使不同的团体、宗教和国家拥有了发出声音的机会，发表的观点是如此多样化，以至于观众们要面对的问题和事件的“真实”与“观点”逐渐增多。如今，“任何类型的少数派都拿起了麦克风”(Vattimo，[1989]1992，p.5)，他们传播的世界观使各种各样的关于“真实”的观念崩塌。瓦蒂莫认为如此境遇带来了自由，因为对真实以及与之相关的说服信仰(“你必须做这件事，因为正确”)丧失了。当媒体每天都向你展示对于某些事件的许多相互冲突的解释和对于什么事件值得回想的许多相互冲突的界定时，你怎么会再相信有“真实”或“正确”的存在？
当广播和电视再现多样化的现实(社会性别的、宗教的、文化的、种族的、政治的和美学的)时，差异便成为每个人关注的重点。在非常多样化的符号的轰炸之下，人们感到迷惑和动摇，不再确定任何一件事。但是，这实际上带来了解放和一种确定无疑的后现代，人们的体验再现出“摇摆、迷惑和游戏的特征”(p.59)。就此言论，瓦蒂莫与鲍德里亚的立场，何其一致。符号的多样性有些自相矛盾地破坏了符号的意指(signify)能力，给人们带来了景观、无意义和来自真理的自由。注意，瓦蒂莫是在互联网的大规模流行之前发表上述观点，而互联网所带来的聊天群、博客、即时消息以及引发的一系列壮观的景象，无疑为他的观点增加了可信度。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马克·波斯特(b. 1942)，一个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of California，Irvine)作为根据地的美国人，是鲍德里亚的一位长期的学生和译者。他认为后现代时代迥然有别，因为现代时代以“信息模式”为特征（Poster，1990）。其论点值得探索，时代最基本的变化来自于信息的发展主题在鲍德里亚的著作中已有详细阐述，波斯特不但有所提炼，而且还强调了后现代时代的新奇性。
波斯特认为信息技术的扩张(于是带来了以电子媒介为中介的信息扩张)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思考自身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关系网络”(Poster，1990，p.8)。为了详细阐述此一原则，他提出了一个建立在不同类型的“符号交换”(symbolicexchange)的基础之上的变化模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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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