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面互动的口述(oralism)时代。在那时，生活方式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自我植入群体之中，符号也与这种固定的生活方式相符合，符号交换就是阐述已经被社群所了解和接受的事物。
- 书面交流(written exchange)时代。此时代的符号担任一种再现的角色，自我被认为是理性的，个人对自我负责。
- 电子中介(electronic mediation)时代。在这个时代，符号是信息化模拟(informational simulations)，它们的非表征特征至关重要。在此，自我是“在一种持续不断的不稳定情景中去中心化的，分散的，多重身份的”(p.6)，在一种“多重身份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回旋(Poster，1994，p. 174)，因为“能指的流动”(flow of signifiers)才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特征，而不是指示某个特定事物的符号。
波斯特认为一旦人们描述和思考别人对他们的期待，他们就会发展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主意识，并且特别会通过写作去描述在他们之外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而在现在这个后现代时代，模拟的扩张已经粉碎了先前的确定性。人们不再相信在符号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现实”，自我被碎片化，不再有重心，而且再也不能分辨出一种客观现实。尽管如此状况中的人们失去了地方传统，但同鲍德里亚和瓦蒂莫一样，波斯特把这视为一种解放，因为“再现的危机”(Poster，1990，p.14)导致了一系列不能意指的符号，这最终使人们从“真理”的专制中解放出来。
波斯特(2001)支持后现代主义对“真理体制”(truth regimes)的反抗，这与他对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热情是一致的。在他看来，那些能不受任何阻碍而任意使用互联网的“网民”(netizen)取代并且超越了“公民”，后者的权利和义务在现代是通过民族国家行使的，这些权利和义务被某些国家利用以向西方以外的世界强加西方的价值观。波斯特认为启蒙时代所推行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是一种支持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话语。既然全球化推翻了民族国家，互联网许诺了更进一步的解放，那么这种自由的核心要素就是拒绝对公民权利的要求。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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