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作为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种描述，“后现代性”这一术语颇有价值。其对令人不安的变化、流动性、怀疑主义，对讽刺的强烈偏好，以及对关系的不稳定性的强调，都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研究后现代性的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阐明了当代生活的核心要素，尤其是隐藏于过多的选择之下的永恒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对一切事物做出选择，从头发的颜色到是否支持国际特赦组织。作为一种情境，后现代性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与加诸于我们的祖先身上的约束相比，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哪些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枷锁已经废除；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它是不是强调了令人烦扰的要求：我们现在必须选择我们要怎样去生活，虽然在其中进行选择的清晰场所已经瓦解了。反过来，鲍曼对“诱惑”的关注警告我们要注意市场、广告和名流的特殊意义所有的媒体以及与之相连的影像在以前的控制体系都大规模地衰落的时期中至关重要。此外，后现代思想家们对符号和表意、模拟和不真实，和对应用于信息和知识的绩效标准的改革能力的强调，以及对电子中介信息的重要性的承认，对“信息革命”的研究者们来说，上述一切都受益匪浅。
但是，认为“我们正在步人一种全新的历史结构(historical con-figuration)”的观点却是问题重重。恰恰与之相反，后现代情境的大部分特征可以通过正在发生的(加速的)趋势来说明，现代主义思想家比如赫伯特·席勒、尤金·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和大卫·哈维都振振有词地解释了当代社会的趋势。与后工业理论相同，后现代主义宣告了信息已经获得全新的首要地位，并且认为伴随而来的是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类型的诞生。同样，与后工业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也经不起经验证据与理论洞察的考量。
340
信息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