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是一致的。
有趣的是，丹尼尔·贝尔的出发点与大卫·哈维完全不同，但贝尔在解释后现代情境时却与哈维持有同样的倾向，即把后现代情境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运行的结果”(Bell，1976，p. 37)。贝尔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在创造和支持大规模消费，赋予人们汽车、时尚、电视以及其他所有事物上所取得的成功，带来了一种快乐、享乐主义、刹那满足的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还没有称之为后现代文化，但这就是后现代文化所指的全部。这种成功也助长了一种经验高于意义的观念（Bell，1990)，矛盾之处在于经验高于意义是与以节制和效率为导向的价值体系相冲突的，而正是后者的价值体系首先为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我认为这些为后现代情境的论述提供了历史分析，并且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性信息来支持其论断，颇具说服力。不过，坚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仍然可以忽视一切论争，果断地认为这些观点就是自负的“宏大叙事”，哈维仅仅把后现代情境解释成资本主义力量的内在逻辑的呈现；而贝尔秉持坚定的现代主义立场，只是把后现代视为一种比以前所有文化都要明显低级的文化。
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些论述都断然不可接受，因为他们都假设看到了真理，但实际上真理并不存在。例如，哈维声称他透过后现代文化的表象看到了一种潜在的，但却是决定性的经济现实，后现代论者以为他不过是展现他仰慕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此一视野把他所研究的后现代对象贬低为“文化傻瓜”，因为他们没有像一位知识渊博的教授那样清楚地看到隐蔽的资本主义力量(Harvey，2003)。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哈维的观点只是无限的可能性中的一种看法和一种解释，并且是一种相当病态的解释(Morris，1992)。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研究中没有一项可以超脱于批评，相当重要的是那些能够指出作者的缺陷、遗漏甚至是偏见的若干批判论点。所以，例如，大卫·哈维或许会承认他的著作，如果敏锐地吸收女性主义的滋养，那么他的论著更加受益(Massey，1991)。但是，承认批评的价值，并非等于接受认为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解释的后现代主义信条，其间有不可逾越的沟壑，因为两者之间是迥然有别的实质分析的领域。我们会欣然接受每种论述都是片面的，但不可以借此理由就抛弃论述，或者任何论述仅仅等同于任何其他“解读”，简单以为两者难分高低或是断然以为各有千秋，因为人们必须展示某些论述存在何种偏见，而另外一些论述又是如何完善。换言之，我们想起了后现代对相对主义的礼赞难以立足，这在否定所有主张真理观点的同时推翻了它自身的论断。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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