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此笔者尽力强调当前时代的新颖性，但这些趋势基本上属于巩固和拓展了过去长期存在的规则。现代全球化经济象征着资本主义行为方式的蔓延和发展，见证着市场机制的使用增加、私人而不是公共财产的膨胀、收益性成为各种组织存在的理由、工资劳动的出现以及支付能力支配着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质量等现象。简而言之，我们所生存的“全球网络社会”延续着(有人喜欢用“转变”)长久以来的资本主义原则。正如克里夏·库马(Krishan Kumar,1995)所总结的，信息爆炸：
并没有使工业社会的组织方式在根本上产生转变，也没有改变工业社会发展的方向。现在支配社会的利益、权力和控制规则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时期早已存在。而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这些规则运用的广度和强度……但这些规则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Kumar,1995,p.154)
赫伯特·席勒的作品因缺乏理论的世故圆滑而被嘲笑，不过在笔者看来，其作品还是十分有效地让我们明白到在信息领域中资本主义胜利的意义;其研究同样提醒我们把平常的问题(信息革命对我们做了什么？)进行反向思考，甚有助益。席勒所提出的“我们能够对信息做什么？”的问题，能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需求中，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资本主义需要利用广告、信息与传播科技、公司计划和有效销售等手段。
虽然笔者坚信，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我们理解信息化的最好方式，但是笔者并不以此指代信息化的全部内涵。本书还分析了理论知识及其在当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不过信息社会思想家认为理论知识无助于我们理解信息与传播科技、信息贸易、职业转变和信息流通(显然，这些趋势都影响了理论知识)。所以他们最后还是把理论知识作为当代社会的其中一个显著特征。丹尼尔·贝尔介绍了“理论知识”的术语，但他却没有对这个概念给予足够的重视，反而去关注高等教育、研究与开发职业等事物发展程度的量化测量方法，并把这些现象作为信息社会出现的证据。抽象、概括而系统化的理论知识总是会让人认为它与科学和技术相关。但尼科·斯特尔(NicoStehr)指出，理论知识流通于科学领域以外更广阔的范围，实际上，理论知识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安东尼·吉登斯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着力于个人和社会事务中的抽象而概括的知识，因为知识支撑着我们的决策、风险评估并控制着我们的命运。正因为这个原因，理论知识是当代社会关系的核心。尽管如此，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认可我们栖息于信息社会的主张(虽然比起计算信息与传播科技的运算总量，理论知识更加能说明信息社会的到来)，吉登斯努力地说明，理论知识来源于现代性本身，而当前社会的“高级现代性”早已根深蒂固，其进程发展得更激烈。当然，理论知识会有很多层的含义，但是理论知识的优先性使我们区别于我们的前辈，并可能是我们决定自我特征的最重要因素。最后，当我们把信息置身于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背景中，我们便能理解信息在今天的意义。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自反性现代化”和理论知识正以崭新的方式引领着我们的未来。
第十章 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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