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坚持主张社会分成几个各自独立的领域，他的立场与论点值得我们费神吗？笔者以为这是贝尔思想的关键，绝对值得探讨。首先，各自独立的领域充斥着贝尔几个明显矛盾的观点。贝尔经常重申：“我是文化上的保守派、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Bell,1976，p.xi)。这一切取决于他坚信社会上有三个独立自治的领域，顺理成章，他可以拥有三个不同的立场，只要他支持文化独立于经济，而经济又独立于政治之外，那么他所扮演的三个角色也就安然稳当、振振有词，而不像其他迷惑而矛盾的思想家一样摇摆不定。
其次，贝尔利用这种根本上的独立领域回避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不用理会每个领域的发展会对其他领域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凭借这一立足点，贝尔可以承认一个领域的事件的确可以引起其他的领域产生“问题”，但是他并不会对此作更多的解释，因为他决定只考虑特定领域的问题。显然很难让人接受贝尔的这种做法，他坚持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各领域根本分离的理论和方法的假设前提，正是他回避棘手的各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这一问题的救命稻草。
此外，贝尔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他研究的出发点(Ross，1974，pp.332—334)。虽然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中，我们每天一定得面对不少涉及文化、政体和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问题，不过，贝尔坚持这三个领域“根本分离的”立场的托词，实在是他聪明的权宜之计。
最后，后工业社会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贝尔揭示了过去存在的“共同价值体系”(common value system)已经失范(Bell，1973，p.12)，这种体系曾经为社会所共享，但现在已经崩塌，贝尔确确实实坚持着“在我们的时代，这三种领域在不断地分离”(p.13)。他的另一论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讨论了曾经整合的文化精华和社会结构需求的崩溃(贝尔认为冷静、节制和勤奋是19世纪的清教徒组织的特征，它鼓励投资和节俭，因此特别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的主题。此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强调了如专业人才增多等趋势，而这些趋势都对政治有重要的影响(我们马上会问：专业人才会占据支配地位吗？)。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贝尔一定会强调这些领域的相互联系，而不是它们的独立性。按照贝尔的论述立场，我们不禁要问一过去曾经统一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是怎样分裂的，它们又是怎样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的？到底它们之间还存留着多少和什么类型的联系？其中一个领域的发展是不是真的会对其他造成影响，它们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正如评论家彼得·斯泰因弗尔(PeterSteinfels)所说的：
第三章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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