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斯通过他对符号学家约翰·迪利(JohnDeely)的研究，比较了蜱虫对环境的生物适应性与海德格尔具身化意义上的上手。蜱虫不生活在植物、风、哺乳动物等的世界中；相反，它生活在作为世界的世界中。作为世界的世界是一个非主题化的环境，也就是说，只有事物本身而没有事物的表征。这乍看之下吻合我们对海德格尔批判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问题——对象(Geganstand)——的分析。班斯进一步引用了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海德格尔在其中论述并参考魏克斯库尔的著作《动物的周遭世界与内心世界》)一书中的论述，即动物在世界上的贫乏“不过是一种财富”。[101]班斯倾向于将海德格尔的上手与他所认为的海德格尔的“对整个存在的前逻辑理解等同—它规定了知觉中呈现的客观世界(世域)的可理解性，客观世界在对其自身的关系中被理解”。[102]
根据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来识别这种对环境作出反应的方式是成问题的，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分发出信号的世界以及选择信号的动物。当然，它们是不同的，尽管它们是不可分的—因为如果世界没有发出任何信号，那么动物就不会接收到它。这一问题在解决信号强度问题上具有首要地位。为了理解这种细微差别，我们首先应该简要回顾一下乔治·康居朗在《生物及其环境》中对“环境”（milieu)一词历史的精彩概述。 [103]19世纪引发了许多围绕环境问题的争论与理论，例如，奥古斯特·孔德、让-巴蒂斯特·拉马克、查尔斯·达尔文以及亚历山大·冯·洪堡等思想家。在这些争论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往往变得日益亲密，而同时解释性术语“环境”的使用成为一种科学工具。这随后将人类学、生物学、统计学、实验室实验与哲学相结合，以发展一种理解进化与人类行为的方式。我们或许可以说，对环境的最初理解就是包围生物的空气与环境。对于拉马克而言，环境特指流体形式，如光、水和空气。拉马克环境理论的核心是适应：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我们自然而然地适应它，坚持下去，不会放手，就好像它根本没有改变。达尔文批评了这些自然主义者，他在《物种起源》的导言中指出：“自然主义者总是认为诸如气候与食物的外部条件是变化的唯一可能原因；他们只是在狭义上正确。”[104]达尔文提出了两种对环境的另类理解：(1)竞争或为生存而斗争的社会环境；(2)自然选择的地理环境。达尔文将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外部环境扩展到社会方面，也就是说，考虑到生物体本身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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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码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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