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7和18世纪海军历史的快速回顾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177 在17世纪，[47]水手们面对的一个主要难题是确定他们的船在海上的确切位置。正如我们今天所学，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它的经纬度来定位。理论上，可以通过使用一些仪器测量海洋与太阳或极地恒星之间的角度来计算纬度。但要做到这一点最初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最终，人们找到了解决此问题的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定位星图来进行比较，但伊斯兰或欧洲文化中现有的地图都不准确，这也需要天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时差计算经度。这即使是对于今天的小学生而言也非常简单；例如，纽约与伦敦之间的时差是五小时，每小时相当于十五度的经度，所以总共有七十五度的差异。但问题在于水手无法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同步。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是一个抽象时间：它只能通过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时钟工具与空间同步。在18世纪，荷兰人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Huygens)发明了摆钟。这使我们有希望准确表示时间，以便水手们能够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同步。不幸的是，即使是英国人乔治·格雷汉姆(GeorgeGraham)制造的最精确的摆钟，也没能在海上工作。直到1760年，当英国技师约翰·哈里森(JohnHarrison)完善了他划时代的、如今被称为H4的时钟，它为海军航行克服了最大的障碍。伴随着它在时间计算上带来的进步，东印度公司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在印度、中国和英国之间穿行，为其祖国带来财富。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位。时钟时间现在是对抽象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的补充，而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又决定了地理形式。我们如今很容易忽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历史关系，好像它们是独立存在一样。当人们使用全球定位系统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位置由全球49个地点的260个原子钟决定。时间优于空间。在数字环境中，我们可以将这一技术遗产看作自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推出以来一直沿用的演进。在任何情况下，空间都是源于抽象时间，经过时钟，并表现为经度和纬度的两个值；这种地理信息也经常被形式化为数码物。这种重新定位是从技术系统投射到人类系统上的，在这个人与事物进一步加倍的情况下，基于电信网络的时间同步创建了一个新系统，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实时”：没有延迟或等待的互动。
论数码物的存在
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