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安德烈·勒罗伊-古汉及其他20世纪技术思想家的理论之后，认为技术是身体的延伸已不足为奇了。这也与一些认知科学家以及分析哲学家的理论产生共鸣，如安迪·克拉克与戴维·查默斯(DavidChalmers),他们提出了对“延伸心智”的理解。1]颅骨外大脑制约表象，从而也制约了现象的经验。让我们跟随克拉克与查默斯关于延伸心智的文章中提到的奥托和英加两位主人公的例子。奥托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由于他无法记住事情，所以他依赖于他的笔记本，在笔记本中记录他的笔记，这是他外化的记忆。英加是正常的，能正确使用记忆。如果英加想要去现代艺术博物馆，她记起它位于第53大道，而如果奥托想要去那里，他必须得查看他的笔记本来找出这些信息。奥托与笔记本之间有一种关系，可以和英加与她大脑之间的关系相匹配。这些延伸是空间的。大概只有在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著作中，我们才将技术视为持存形式的时间。身体可以按照技术沿袭延伸，但只有通过时间，我们才能寻回存在状态并将延伸置于疑问之中。本章极大得益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著作，尤其是他在《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中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我意图发展一种假设，即想象本身不再是主体的想象，而是从主体转向了算法与数码物。那么我们无法经验的东西，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非经验的东西—比如执行一个给予我们数码物所予的算法—是怎样的呢？一方面，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对原子、电子或逻辑等较低层现实的讨论忽视了现象的具体性，也就是忽视了产生现实感知的其他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现象学探究的无知，它忽视了较低层现实及其与较高层表征的关系。我们不能有电子撞击我们皮肤的经验，但我们可以想象它；通过类似的方式，我们不能经验算法本身，但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在我们认知能力范围内想象它。当此类非经验正具体地参与我们的想象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比“自然环境”更甚，技术愈发参与到我们的思维过程中，不仅使我们的环境充满了各种小工具，而更重要的在于机器的逻辑能力和运作方面。使用着埃德温·哈勃(EdwinHubble)的100英寸胡克望远镜，人类突然发现没有什么比无限更可怕了。[2]人们在眼前看到的不再是树木等简单物体，而是预前述谓(pre-pre-predicative)经验的后果：心智透过镜片观看世界，没有镜片，花园里只剩下树木和周围的墙壁。我们需要在这里做出区分。我们与技术系统的接触不再如同此在与望远镜等简单工具之间的遭遇。在系统或组合内部，决策系统地由算法确定，而不是依赖对意义的主观选择。将预存与算法共同思考的障碍在于想象(时间)与机制(形式逻辑)之间对立的一般概念，它与形而上学的基础有关。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人是唯一会想象的主体；尽管机器产生了一系列的选择，但最终的决定属于人类。在下面的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审视新康德主义者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争论，考虑时间与逻辑为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而竞争的原因。海德格尔想要寻回康德的先验想象力而非逻辑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如果先验想象力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那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也可以从形而上学问题的角度理解第三预存？这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研究数码物的存在？ 用我们的一般方法，我们将尝试把时间与逻辑理解为两个数量级，并且考虑如何通过解决(或跳过)这一区分来推进第三预存的观念。
论数码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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