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传统逻辑或形而上学必须通过这种无知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遗忘的过程来重新评估。新康德主义者回归康德的逻辑基础时似乎忽视了第一版与第二版之间的区别。海德格尔问道，康德在第二版中的修改难道不是已经将掌控还给理解力而非先验想象力?这一诠释使他发问：“这难道不是使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成为逻辑’的原因吗?”[44]我们在胡塞尔1936年《欧洲科学的危机》中找到类似的顾虑也并非巧合：逻辑危机。[45]海德格尔认同胡塞尔的苦恼，即便不认同他的解答：作为科学基础的逻辑纯粹性消除了真正的人类经验。
康德之后的第四综合
逻辑学的基础作为海德格尔批判的形而上学基础，预料到计算思维的出现。当我们审视从弗雷格到希尔伯特，然后从哥德尔到图灵的形式逻辑的历史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计算机与对康德的这一特定解读之间的联系。海德格尔对逻辑的批判使我们重新评估技术系统的基础以及话语关系与存在关系之间的张力。逻辑知识作为确然性与先验，通过创建一个短路，贯穿人类经验(无论是心理学、想象力，还是幻想等)，我们可以回想起弗雷格的研究是“用一个算术的分析理解取代其综合理解”以“加快进程”。[46]哲学史家朱利安·罗伯茨(JulianRoberts)将它与现代技术中数字取代模拟之间作了类比，以便基于机械规则的耗时过程可以被替换为逻辑门，并且所有不必要的“杂质”可以降到最低。在此意义上，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的逻辑知识本身就是技术性的。
让-皮埃尔·迪皮伊(Jean-PierreDupuy)比较康德的先验主义与人工智能，尤其是在控制论者沃伦·麦卡洛(Warren McCullough)著作中的人工智能，麦卡洛“意图接受为综合先验判断提供物理基础的挑战”。[47]麦卡洛与沃尔特·皮茨(WalterPitts)著名的1943年论文《神经活动中内在观念的逻辑演算》恢复了康德的动机：首先，逻辑被视为人类理解力的基础学科；其次，大脑被认为是一种执行逻辑原理的设备。[48]无论是以表现主义还是连接主义的形式，人工智能的方法仍旧是一种康德式的项目。对于迪皮伊而言，人工智能恰恰是康德先验主义的移植，并剥夺了它的主观性；也就是说，它成为无主体的先验哲学。我们或许可以继承海德格尔说，计算思维是一种被剥夺时间/操劳的思维，因为它基于纯逻辑运作。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计算思维的这种“无时间性”结束了形而上学，因为它代表了形而上学的完成，而新的哲学化方式需要开始。人工智能中的先验规则是后验构建的，就像《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能力是由伊曼努尔·康德构建的一样，因为它们最终都是对人类大脑功能的臆测。
第六章逻辑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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