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所有的综合都有可能成为综观。常人是“他们”或是将此在带到失去自我和集体之处的公众。常人不是社会性的，它不是一个集群，而是一个虚构的“我们”—是消费者的别名。海德格尔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写道：
后者(信息)的特点恰恰是从一开始就阻碍我们获得事物存在的型相、本质以及自身特征。信息去除了我们看到型相的能力。[79]
通过数据结构的标准化与算法的发明来组织数码物并非只是单纯的流行称谓“知识组织”，而且也是时间组织。当下化具有它身体朝向世界的原始模式，它被重定向到伪“我们”与“我”的抽象性。基于通过客体间关系的主体间性编程的想象力是一种试图担任这一角色的尝试。由于这种可编程性，社会规范愈发容易形成就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技术规范性是社会规范性的来源。
系统后的环境：朝向机器学
范畴与算法的工业化已成为当今时间综合的基本代理。各种审查、闭路电视和模式识别技术正在为这种新的预存形式提供帮助。这是伴随着数字化过程的技术趋势，而不是技术事实。现代技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这种作为融合(功能以及时间与空间方面)表达的便利也预示着用机器形式的“操劳”代替操劳结构(包括个人和集体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在经历诸多此类情况，包括提醒、自动更新与建议。这不仅突出了讨论人类地位的紧迫性，而且突出了寻找新的操劳结构(贝尔纳·斯蒂格勒已经在共同努力进行的一项任务)的紧迫性，而不仅仅是否定这种趋势与演进。关于逻辑与想像力首要性的争论指向了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若不考虑技术系统，基本本体论就没有完整基础。若可以简而言之，我会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试图从本体论上理解人类的存在。在20世纪下半叶，通过发现人对技术代具的依赖来解构人的概念，带来了非人类或后人类的概念，但这种理解仍然是本体论的，因为它寻求将非人类范畴化。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技术系统相对于技术环境一词的崛起及最终胜利。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技术时，除了将人从中心驱逐出去之外，这种本体论的理解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事实是，我们甚至无法得到技术本体论，因为它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许更合适的方式是遵循西蒙东所说的个体发生。如果本书成功地揭示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对人类一非人类的新批判或概念化应该考虑到技术系统，将它们作为关系一同分析。
第六章逻辑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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