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体问题的奇特之处在于其简单性。它可以被概括在三个盎格鲁-撒克逊单音节词中：‘有什么(Whatisthere)?’”[6]首先要牢记一点，这并非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它是什么(τoτíèστt)”的问题，而是“有什么”。此概念有两个广义的维度：即使我们不了解它们，也有一些事物存在；我们知道有些事物存在或已经存在。本体论问题涉及前者，而后者则被认为是认识论的主题。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完全模糊不清：我们如何了解我们不知道存在的东西的存在？上帝的存在的问题就遭受这一难事的困扰，并占据了中世纪形而上学的核心主题。即使就本应已知存在的事物而言，也有必要考虑是哪一个人如此声称，而这又取决于他的文化背景与类似的因素。本体论者非常熟悉这种困境。正如奎因所言，“在任何本体论争论中，反方的支持者都有不能承认自己的对手与其不一致的劣势”。[7]不同意某人的本体论是承认我不赞同某些东西，这反过来成为自身本体论的反向承认。“有什么?”不仅是哲学家的问题，也是科学家，甚至机器人的问题。因此每个人都同样遇到了奎因提到的本体缺陷。
承认这些缺陷并不令人欣喜，因为它们抨击了(不仅仅是语法的[8])准确到足以描述世界的普遍范畴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家们想要寻找一种能牢牢把握本体问题的方法。康德在评论亚里士多德发展十个范畴的尝试时写道：“定位这些基本概念是一个值得像亚里士多德这样尖锐的人来做的项目。但由于没有原则，他在碰到它们时就把它们夺取了。”[9]在整个历史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定义这样一个普遍语言的尝试。也许每个已知的哲学家，至少每个时代，都发明了自己的本体论。在《词与物》一书的导论中[10]，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借鉴了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Wilkins)(切斯特主教)的本体模式，以及20世纪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的戏仿，来证明寻找本质的问题性。威尔金斯主教在他的《论真实符号与哲学语言》一文中将生物分成了九类，共有40种，如图表13所示。威尔金斯的分类学被设计为理想语言的基础，可以通过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系统组合表达任何可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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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码物与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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