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个过程的两端，即生产和消费，印刷创造出一种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列奥·洛温塔尔(LeoLowenthal)说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哲学是建立在这样的构想之上的：每个个人都是离经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存在就在于坚持个性，反对社会的限制和规范要求。”1
如果说英尼斯已经洞察到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改变了我们的兴趣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印刷给予我们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当然，童年并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它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才成为西方文明中看上去不可逆转的特征。假如没有每个个人本身都是重要的、人类的心灵和生命从根本上超越公众这一观念，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个性观念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它也会应用在儿童身上，因此，比方说，到了18世纪，人们普遍接受儿童夭折的必然性(阿里耶斯将之称为“必要的损耗”)的情况已经大部分消失。实际上，大约在16世纪末，儿童的死亡开始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父母的坟墓上。也许这是个可怕的事实，但正好说明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然而，单有个人主义并不能产生童年。童年要求社会必须有一个将人划分为不同阶层的基础。因此，还需要另一个动因的出现。这个动因也的确出现了。由于没有更好的措辞，我暂且称它为“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欧洲文明的传播环境明显地在逐渐瓦解，并连同其他行业一起在进行调整。在有读书能力的人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确的界线。后者局限于中世纪的感知力和兴趣水平，而前者则被推进一个充满新事实和新感受的世界。印刷术发明以后，可供谈论的新生事物大量增加。这些内容都在书里，或至少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路易斯·芒福德是这样描述这种状态的：“印刷的书，比其他任何设备都更能把人从此时此地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印刷品使事件变得比它本身更有影响……印刷形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余的世界往往变得更虚无缥缈。学习变成了从书本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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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1 洛温塔尔,Lowenthal,Leo.Literature and theImage ofMan. Boston:Beacon Press,1957,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