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首次使方言进入大众媒介。这个事实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容置疑，固定的视觉语言在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语言沙文主义恰好跟印刷的发展同时发生：“母语”的观念是排版的产物。基督教新教主义也不例外。没有任何动乱像新教改革一样跟印刷有更直接、更无可争辩的联系。对于这个断言，马丁·路德的一番话是令人信服的最好例证。谈到印刷，他说，印刷术是“上帝最崇高、最无限的恩典。凭借它，上帝的福音事业可以广泛传播”。路德主义和书是分不开的。尽管路德很精明，很善于用印刷的小册子和书籍作为宗教宣传的工具，但是他有时也对印刷无可置疑的威力感到惊讶。“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他在给教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论文……是如何传播到那么多地方去的。它们原本只是针对我们当地的学术界的…我文章中所用的语言是平民百姓几乎看不懂的。”如果路德听说过苏格拉底(Socrates)在《斐多篇》(Phaedrus)里表述过的有关写作的警告，也许就不会如此大惑不解了。“一个字一旦被写下来，”苏格拉底说，“它就会四处滚动，态度冷漠地来到理解它的人中间和与它绝不相关的人中间。它并不知道该给谁看，不该给谁看。”那时苏格拉底并不知道印刷，否则这个问题又会复杂百倍。可以肯定的是，路德在此忽略了印刷书籍的可携带性。虽然他的论文是用术性的拉丁文写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运送到德国各地和其国家，而印刷商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译成不同的方言
当然,路德极力提倡用方言印刷出版书籍，同时大大利用书面语可以四处传播“不知道该给谁看”的事实。他撰写了德语版的《圣经》，因此“上帝的信息”传到了人数最多的民族。如果在此处大谈印刷术和宗教叛乱之间诸多的相互联系，显然会使我们偏离正题，但是强调下面的事实是非常必需的，即印刷使得上帝的信息跑到了每家每户的厨房桌上，而且用的是一种人人都明白的语言。上帝的信息既然如此唾手可得，基督徒就不再需要各界神职人员为他们诠释教义了。或者说，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开始这样相信。“基督教，”劳伦斯·斯通(LawrenceStone)写道，“是书本的宗教，即《圣经》。一旦《圣经》不再是只有牧师才能宣读的文字和由他们严格把持的秘密，建立文字社会的压力也应运而生了。”1《圣经》成为人们思考的内容，同时也成为人们用以思考的工具。假如世上有媒介和信息在倾向上不谋而合的实例，那就非印刷术和基督教新教主义莫属了。这二者不仅都揭示了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而且，多种语言对照版的《圣经》，把中世纪的拉丁语《圣经》所代表的上帝一家之言，改造成了上帝多家之言。凭借印刷，上帝变成了英国人、或德国人、或法国人，这完全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方言来表现上帝的信息。这样的结果是加强了国家民族主义，同时削弱了经文的神圣权威。从18世纪到现在，人们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这完全可以说是印刷带来的一个结果。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基督徒受鼓动发动的战争，完全是以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上帝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了。
第二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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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通, Stone, Lawrence.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00—1640." Past and Present，No. 28，July 1964，第43页。